鲁迅文化百科

创建人:梁迎春 | 创建时间:2012-03-22 | 所属分类:文学

鲁迅警醒又深邃的民族思想,在如今的时代有着怎样的意义?鲁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的?老狼将带着您从他的文字背后、生活中、情感上,多方位的进行探讨,走进一个真实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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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9年:走向十字街头的鲁迅2

2012-04-11 21:25:50 本文行家:梁迎春

三联生活周刊:比如他写小说《弟兄》,沛君、靖甫两人在别人眼里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然而靖甫突生急病,疑似猩红热,或未可救,沛君心焦之余,私心的一面显现出来。鲁迅也会在自私的层面去表达自己吗?

 论战

 

  三联生活周刊:从1927到1936年,鲁迅生命中最后的9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在这期间,他一直深处于论战中。来到上海后,首先就是与“创造社”的论战。其中缘由是什么?

 

  孙郁:1927年,创造社元老成仿吾挂帅,联合了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人,创办了一份新刊物《文化批判》;除了创造社及老牌的《创造月刊》,蒋光慈、钱杏邨等人又成立了“太阳社”,出版了《太阳月刊》。两个社团都提倡“革命文学”。

 

  1927年鲁迅去上海,开始想跟创造社一起做点事情,联合起来办杂志。因为他看到创造社的人很有反叛精神,很可爱。但是创造社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排他主义,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结论性的思想。

 

  于是创造社马上开始批判鲁迅,批判他只能写黑暗,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照亮生活,说鲁迅已经过时了,称其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切的行为是没有集体化的”,“不是革命的”,所以“目光仅及于黑暗”。郭沫若化名杜荃,撰文称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人物”,是“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鲁迅虽然一直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但他认为创造社说的却不是自己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认为自己有哪些问题?

 

  孙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鲁迅都认为自己有问题。从1918年写《狂人日记》开始,他就一直想告别中国旧的读书人气质。他厌恶,并想摆脱自己身上这些旧式读书人的东西。他通过翻译、办杂志来挣脱,但是没有完全成功。他认为自己身上的灰暗、焦虑以及旧的审美嗜好都是不好的,而自己的知识结构也存在缺欠。他不断翻译作品,其实是想弥补自己知识结构的不足。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认识到自己身上还有旧文人的习气,他不喜欢,这种旧东西具体来说是什么?

 

  孙郁:比如说儒家的思想。他说自己除此外还受过庄子和韩非的毒,内心比较黑暗,看人的时候常常想到不好的一面。而和他交往很深的柔石就不是这样,柔石看人都看到很阳光的一面。所以他认为自己世故,他说“在中国成大事者,必有学者之良知与市侩之手段”。鲁迅很明白,“市侩”这个东西不是一般人都有的。他很厌恶自己的这种“市侩”。

 

  三联生活周刊:比如他写小说《弟兄》,沛君、靖甫两人在别人眼里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然而靖甫突生急病,疑似猩红热,或未可救,沛君心焦之余,私心的一面显现出来。鲁迅也会在自私的层面去表达自己吗?

 

  孙郁:周作人看过小说后曾经有一个评论,说鲁迅“大胆地暴露自己”。小说里写要是弟弟死了,他还想“家计怎么支持呢,靠自己一个?”但是鲁迅“自私”的背后有一种大爱,他冷的背后是炽热。这与张爱玲不一样。张爱玲站在阳台上看人看得很深刻、很精彩,但是别人的痛苦跟我无关。鲁迅却觉得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他和耶稣、释迦牟尼有一点相似。他要度己度人,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是彷徨、反抗。他要寻找同路人,但有时候找错了。包括自己走的路未必全都走对,可是他一直在找路。

 

  三联生活周刊:1930年3月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创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鲁迅也加入了“左联”。左翼作家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矛头一致转向对“新月派”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首的“资产阶级代言人”。鲁迅也加入了“左联”,原因是什么?

 

  孙郁:1927年他在广州看到了国民党的“清党”,对他的心理刺激很大,他认为国民党不能开杀戒。当时整个社会处于恐怖气氛中,国民党还杀了很多左翼青年,包括和他交往很深的青年作家柔石。柔石只不过是翻译外国小说,他不烧、不抢、不骂人,人品极为善良却被杀了。还有很多文学青年突然间就消失了。

 

  同时,国民党也在查封他们的作品,认为是宣传“赤色”。比如他们介绍俄国的梭罗古勃,那是一个有点颓废的个人主义作家,小说写得很好,革命到来后他贫困潦倒。作为一个读书人和知识分子,鲁迅感到痛苦和愤怒。他认为国民党一党专制,限制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开始团结鲁迅,国共双方在文化、舆论、意识形态的战场上也在角力。当时国民党周围没有什么像样的文人,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的东西没市场,而左翼作家却很受欢迎。最早左翼作家是反对鲁迅的,后来中央看到鲁迅的影响力非常大,所以希望把他统战过来。而鲁迅同情共产党,他有自己的政治选择。

 

  于是他和几个年轻人一起加入“左联”。

 

  当时“五四”时期那些文化英雄,除了陈独秀在监狱里,其他如胡适等都没有一篇文章描述国民党的血腥,知识分子中没有几个人敢于揭露现实。那些自由主义作家不写这样的内容,他们看到鲜血就逃逸了。虽然胡适也在“进谏”,但鲁迅却是以思想的“自我流放者”的姿态,直面残酷的社会现实。

 

  三联生活周刊:这也是所谓的“十字街头的鲁迅”。

 

  孙郁:他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他去揭露批判现实,所有文章差不多都用笔名,只有出书的时候用的是鲁迅。在上海他用了将近100个笔名。

 

  此时,鲁迅也面临着另外的问题。鲁迅与左翼青年的反抗,都是在激愤的情绪下判断中国的现实和文化,肯定受时代语境的影响。有时对另类文化的判断也未必准确。总体上说,鲁迅的判断是深刻而生动的,立场还是纯粹知识分子的立场。但他对胡适的很多批判,是依据二三流小报,并不准确。

 

  三联生活周刊:在“左联”,鲁迅是“旗手”,他和“左联”的实际关系如何?

 

  孙郁:在“左联”成立开幕式上,鲁迅做了讲话,后来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旗手”的地位是被捧起来的,其实他没有权力,当时书记和秘书长都不是鲁迅,权力是在周扬手中。鲁迅进入“左联”后,发现这里成了个“衙门”,新的主奴关系形成了,所以他又开始抵抗“左联”,和周扬的关系也很紧张。

 

  有一次,他看到周扬办的杂志《文学月报》里的文章是骂人的话,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鲁迅自己也讽刺过人,但他有技巧,是讲道理的,不是那种赤裸裸的骂人。他觉得中国左翼作家在洋场上穿着西服、跳跳舞,很布尔乔亚,那不是真正的民间生活。鲁迅认为一部分青年应该到现实中去,去改造社会。他认为自己待在书斋里是一种无奈、无能的表现,告别书斋到民间去改造社会,才是最有出息的年轻人。

 

  他看不上创造社、太阳社和“左联”的那些作家。他认为他们都是“政治留声机”。鲁迅追求“在思想丰富的同时,要技巧的上达”。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年轻人不要以为翻译了几部小说、写了几首诗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没那么容易,要不断地,不断地,努力!”

 

  他曾介绍郁达夫进入“左联”,但一些“左联”作家认为郁达夫是色情作家。鲁迅认为郁达夫是真性情,你们才是伪君子。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批判了“政治留声机”,而他自己的一些文章也含有政治因素,那怎么去理解他的这种批判?

 

  孙郁:鲁迅首先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像样的作家,他一直对自己评价不高,他看到自己的问题,可他认为周边人的问题更多。像萧军和萧红还好一点,他就支持他们。他觉得他们还年轻,只要没有一些旧文人的毛病,慢慢会成长起来。他自己的写作有政治的因素,有功利的东西,但不是八股。那时候有很多作家的作品是八股。

 

  三联生活周刊:1931至1932年,“左联”与“第三种人”展开论争,以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性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联系鲁迅思想的变化,他早期接受“进化论”,1927年以后开始接受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理论。他对“第三种人”的批判也是否基于“阶级分析”的观点?

 

  孙郁:是的。接受阶级的观点是鲁迅晚年特别大的变化。1927年以后,他有了明显的阶级观。鲁迅认为统治阶级拥有强大的社会机器,老百姓无权无势,这就是有阶级差别。他认为,你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

 

  有人说鲁迅晚年身边有很多日本人,他是不是汉奸?这个说法很荒唐。鲁迅当时是世界主义者,是阶级论者,日本的社会也有统治阶级和非统治阶级,他接触的都是日本底层的知识分子、流浪者、左翼人士。鲁迅觉得这些人都是反专制的,和我们反对国民党是一样的。

 

  今天看鲁迅的这种思维有些简单化。现实社会是复杂的,不能用“非左即右”的方式去划分,精神存在也是有无数种可能的。为什么必须只有两种可能?鲁迅有独断的思维,这是他的缺点。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也是文学与阶级性的展开,在这场论战中,他想要说明什么?

 

  孙郁:梁实秋信奉“白璧德主义”,他的观点是:“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白璧德认为法国大革命以后的东西都错了,而梁实秋在哈佛学的白璧德的讲义是在很多年之前。他回国后,中国社会动荡,横尸遍野,阶级矛盾与斗争已经非常尖锐了。这时候,他再讲“超阶级的爱”,语境就有了问题。

 

  为什么鲁迅要开梁实秋的玩笑,要抨击他?叫他“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可以不认同阶级斗争,但在国民党杀人的时候却说没有阶级的存在,在鲁迅看来,这话对统治者是有用的。鲁迅说:“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当然鲁迅说得有点过分,但是梁实秋最先说鲁迅“拿卢布”(由苏联资助),那个时候“拿卢布”是要杀头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时候,鲁迅对于“文学为什么”这个问题是怎么思考的?

 

  孙郁:鲁迅说文学是为人生的,此前,他曾经受过康德哲学体系的某些因素影响,认为文学是有超功利的一面。但后来他认为文学是为人生的,是为了改造人生的,而且他也不认为有那种超越人生的“山林文学”。他批评朱光潜,因为朱光潜说陶渊明的诗是“静穆的伟大”,而鲁迅说陶渊明还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不能简单化地概括一个人的世界。

 

  鲁迅仿佛是鸡蛋里挑骨头,他总要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在当时那种语境和心境下,必然是这样的反应。恰恰因为如此,才显得他的真实和伟大。他的思维方式就是和别人不一样。而且即便他错了,他的表达也是有趣的。

 

  三联生活周刊:1935年,中国共产党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当时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党内领导者认为“左联”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决定“左联”自动解散,并筹备成立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文艺家协会”,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而鲁迅则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论战的背景是什么?

 

  孙郁:上世纪30年代日本加速侵略中国,第三国际认为中共不能搞“关门主义”,要和国民党联合起来。西安事变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接触,当时领导“左联”的周扬看到陕北的消息才知道统一战线的政策,然后他们要关闭“左联”。其后,周扬等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

 

  鲁迅不同意,他认为国民党杀那么多人,怎么突然就和他们联合起来了?鲁迅觉得,反日没问题,但是国民党也是要反对的。他一直强调:“不要以为外国的侵略者不好,而中国的主子就是好的。”中国共产党突然从阶级斗争的立场转变为国共合作,鲁迅当时接受不了。

 

  鲁迅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有人说他是“山头主义”,我觉得不是这样。他认为无论怎样,还是要分清敌我,所以他不同意“国防文学”的提法,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三联生活周刊:怎样理解“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孙郁:这是胡风最先提出的概念,鲁迅同意了。大众文学其实强调的是底层民众。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生命最后的文章是回忆老师章太炎的,而且写了两篇。当时章太炎在《民报》上反对康、梁等维新派。康、梁的文化理念是自上而下的,中国的改革要靠皇上、靠国家政权,章太炎认为学在民间,应当发展的是底层文化、草根文化。

 

  这是两种社会变革的思想。一些文人如胡适,关键时刻也会暧昧地与权力发生关系,他们利用权力来推动现代。这也未尝不对。但鲁迅是有乌托邦梦想的,他觉得自己就是草根、流浪者、思想的漂泊者,代表了民族大众,不能向体制妥协。

 

  三联生活周刊:他最终没有参加文艺家协会。

 

  孙郁:没参加,鲁迅由此和共产党中央决裂。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后来的际遇也与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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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迎春梁迎春,网名老狼,大连作家。原创文字至今约六七百万字,散见全国各地报纸、杂志、网刊等,征文多次获奖。连载系列作品:《老狼百病论治》《唐朝大解密》《走近鲁迅》《走进李白》《走进三国》《走进武则天》《中国古代色艺双绝的名妓》《老狼的写代生活》。邮箱:liangyingchun27@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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