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化百科

创建人:梁迎春 | 创建时间:2012-03-22 | 所属分类:文学

鲁迅警醒又深邃的民族思想,在如今的时代有着怎样的意义?鲁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的?老狼将带着您从他的文字背后、生活中、情感上,多方位的进行探讨,走进一个真实的鲁迅。

  • 投票
  • 关注
  • 文章
  • 问答

作为学者的鲁迅

2012-05-08 03:23:44 本文行家:梁迎春

鲁迅的“弃医从文”,已经是1906年间的事,那时他已25岁。而此时所谓的“从文”,“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发表新文学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并且从此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则是1918年5月的事,其时他已37岁。此前的鲁迅,精力主要一直在孜孜于求学上。

中国新文学在“五四”期间,之所以颇出现过不少的文学巨匠,原因之一,在于当时不少作家其实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们的学问、识见,成就了他们的“大器”,使他们的文学活动能开一代风气。鲁迅正是这一类人物中的杰出代表,只是多年来鲁迅文学成就的辉煌特别眩人耳目,相对地对作为学者的鲁迅的关注就似显不足。
  其实,鲁迅的“弃医从文”,已经是1906年间的事,那时他已25岁。而此时所谓的“从文”,“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发表新文学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并且从此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则是1918年5月的事,其时他已37岁。此前的鲁迅,精力主要一直在孜孜于求学上。
  鲁迅童、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教学,为他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国学基础。鲁迅的启蒙教学始于7岁那年。按祖父周介孚的主张,鲁迅以《鉴略》作为启蒙课本,这是一本简明中国历史读本。鲁迅的创作极富历史意识,这与他所受的有些特殊的启蒙教学不无关系。启蒙老师周玉田,是鲁迅的远房叔祖,喜欢养一些虫、鱼,也爱种花草。在他的影响下,鲁迅因之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特地用二百文压岁钱向一位族兄买来《花镜》这本书,还根据自己种花实践,发现了其中错误之处并加以订正,如《花镜》说山踯躅(俗名映山红)“若欲移植家园,需以本山土壅始活”,鲁迅批注道:“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1892年鲁迅进绍兴城内颇有声望的三味书屋,直至1895年离绍去南京,前后达5年之久。在寿镜吾这位“渊博的宿儒”的教导下,除读完必读的“四书”、“五经”外,还多读了《尔雅》、《周礼》、《仪礼》三部书。三味书屋的读书生活,对鲁迅以后的治学甚有影响,它不仅为鲁迅的博学多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学风上也受到了良好的熏陶。鲁迅在三味书屋时曾制作了一张小巧精美的书签,“读书三到:心到、眼到、口到。”至于一次因迟到而追悔不已,特意在书桌右下角刻上一个一寸见方的“早”字,则更是众所周知的故事了。而4年的南京求学生活,则为鲁迅面向世界,接受“新学”开启了一道窗口,搭建了中外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在这年轻的学子思想中碰撞、交融的平台。鲁迅是抱着“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的决心离开故乡的,现在他在南京开始发现了一些别样的人物,别样的想法,这使他的眼前,展开了一个知识的新天地。《天演论》中介绍的进化论,对青年鲁迅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即使在后期,他对这种影响还是作了肯定性的回顾和分析:“进化论对我还是有帮助的,究竟指示了一条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斗争,相信进步……” (冯雪峰:《回忆鲁迅》)
  如果说,绍兴时期,鲁迅奠定了“中”学坚实的基础,南京时期,他又打开了一扇“西”学的窗口,那么,此后的东渡日本,更使他大大开扩了视野,进一步地接触了经日本移植的西方文化。鲁迅好友许寿裳回忆:“他生平极少游览,留东七年,我记得只有两次和他一同观赏上野的樱花,还是为了到南江堂买书之便。其余便是同访神田一带的旧书铺,同登银座丸善书店的书楼。他读书的趣味很浓厚,决不象多数人的专看教科书;购书的方面也很广,每从书店归来,钱袋空空,相对苦笑,说一声‘又穷落了!’”(许寿裳《回忆鲁迅》)其时鲁迅非常注意世界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新动向,并且写作和翻译了一些自然科学文章。作为青年爱国主义者,鲁迅其时对自然科学有相当浓厚的兴趣,包括他的学医,这与时代风尚有关,振兴科学,科学救国,曾给青年鲁迅带来过很大希望。不过,以“幻灯片事件”为契机,鲁迅的思想终于发生重大转折:“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鲁迅因此“弃医从文”,离开了仙台医专去东京,自此也结束了鲁迅在校求学的阶段,此后都是以自学的形式而治学。在东京时期大量购置和阅读多个国家的文学类图书,其中不少是东欧弱小民族的作品,使鲁迅丰富了世界文学的知识,于他今后的文学事业大有帮助。
  在东京办《新生》受挫,回到国内又目睹辛亥革命的失败,鲁迅的寂寞和痛苦与日俱增,他把求知治学的重点从西方转向了中国,从现实深入到历史,他要追本溯源,寻根究底予以探究。于是,他在北京“绍兴会馆”默默地辑校古籍,研读佛经,搜集拓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民族心理作了长达6年的潜心研究,为1918年5月振聋发聩的《狂人日记》的这一声“呐喊”和此后“一发而不可收”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这正是当时其他许多作家所不能及之处。
  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也作为一名学者,鲁迅的一生可以说始终孜孜不倦地学习,不断地汲取人类各种思想文化精神财富。绍兴时期他打下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南京时期他迈出了接受“新学”的一大步;东渡日本使他面向世界;北京绍兴会馆沉寂的深处,是在历史的反思中中西文化的剧烈的碰撞,乃有振聋发聩之“呐喊”;抵达上海后,由于斗争的需要和事实的启示,鲁迅又自觉、切实地学习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新兴的文艺理论,因此他又多了一种“批判的武器”,并在后期斗争中得心应手地运用。
  鲁迅的治学,有其自己的特点,概而言之,有三:
  一是治学先治史。鲁迅曾说:“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做学问从读史入手,这实际上是继承了清初学者,或曰浙东学派的优良传统。鲁迅的读史是为了知今,“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其何其相似之甚。”鲁迅特别强调的是野史和杂史,他认为官修的史书“涂饰太厚,废话太多”。鲁迅治史,重视史识,他谈到郑振铎所著《中国文学史》时说过:“郑君所作……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鲁迅书信集·致台静农》)
  二是鲁迅做学问不是脱离现实,而是执着于人生。中国学者多有脱离现实,不问世事者。宋明时代不少人高谈“理事”,“心学”,以至最后发展到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宋明之亡,与此也不无关系。鲁迅治学,始终关注于现实,例如他在三十年代又致力于研究历史,既是为了确认中国人并未失掉自信力而去发现“中国的脊梁”,也是为了揭露当时种种社会沉滓的泛起而有意“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鲁迅书信集·致肖军肖红》)
  三是“博”而“专”。鲁迅学问渊博,中西贯通,多种学科皆有精深造诣,郑振铎称赞鲁迅治学“他在任何方面都是能见其大,能见其全的。” (郑振铎《鲁迅先生的治学精神》)例如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实是千锤百炼之作,此书之第三篇“《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到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是从他一部细针密缝的三十六卷《古小说钩沉》搜辑的结果里勾稽出来的。第八篇“唐之传奇文”到第十一篇“宋之志怪及传奇文”,乃是研究了五百卷的《太平广记》和《青琐高议》、《顾氏文房小说》等古籍而后写下的,一举廓清了明清以来的谬误。其判断最精彩者,如以吴承恩《西游记》为有所本,后来发现了《永乐大典》里的《西游记》一则,果然证明了他的理论。 

  
广告

本文行家向Ta提问

梁迎春梁迎春,网名老狼,大连作家。原创文字至今约六七百万字,散见全国各地报纸、杂志、网刊等,征文多次获奖。连载系列作品:《老狼百病论治》《唐朝大解密》《走近鲁迅》《走进李白》《走进三国》《走进武则天》《中国古代色艺双绝的名妓》《老狼的写代生活》。邮箱:liangyingchun27@sina.com

行家更新

百科的文章(含所附图片)系由网友上传,如果涉嫌侵权,请与客服联系,我们将按照法律之相关规定及时进行处理。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于www.baike.com

互动在线 版权所有 © 2005-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