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化百科

创建人:梁迎春 | 创建时间:2012-03-22 | 所属分类:文学

鲁迅警醒又深邃的民族思想,在如今的时代有着怎样的意义?鲁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的?老狼将带着您从他的文字背后、生活中、情感上,多方位的进行探讨,走进一个真实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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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与超越:鲁迅小说中的地域文化姿态

2012-05-08 03:24:46 本文行家:梁迎春

在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鲁迅和鲁迅精神似乎都在离人们越来越远。可当人们推开世俗的喧嚣走进鲁迅文本,面对这一份独一无二的“世纪遗产”时,其独特的话语方式、独特的情感轨迹与思维道路,总是能够将人们暂时引入一个内蕴深厚、充满张力、充满召唤力的精神对话场。从“越文化视野”来看待鲁迅就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对话场。

   一

   在消费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鲁迅和鲁迅精神似乎都在离人们越来越远。可当人们推开世俗的喧嚣走进鲁迅文本,面对这一份独一无二的“世纪遗产”时,其独特的话语方式、独特的情感轨迹与思维道路,总是能够将人们暂时引入一个内蕴深厚、充满张力、充满召唤力的精神对话场。从“越文化视野”来看待鲁迅就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对话场。
  不过,这里的“越文化”是需要首先加以简单界定与反思的。“百越”既然是一个族群,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发生过翻天覆地的分合、流徙与变迁,而学术界所称谓的“吴越文化”又只是“以春秋战国这一特定时期吴越之地所具有的文化特征为依据”①,其后越国先灭楚、继之统一于秦,从此已越来越多地汇入了中原文化,因此,要严格准确地界定“越文化”的内涵与外延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既然无法确定其内涵与外延,那么它就只能是个可供操作性的概念,即与庞大宏阔渊源深广的集合性概念“中国文化”相对而言,用以强调和凸显中国文化在“越”这一特殊地理环境及历史演变中所形成的与其他地域之间所不同的地方特色、地域特征而已。简言之,“越文化”是一个需要人们不断去迫近、不断去认知并需要不断加以丰富完善的文化“子系统”,而非一个凝固的对象,就如对“中国文化”这个“母系统”的认识和阐述一样,也是人言言殊,难有众皆认同的统一见解的。
  事实上,致力于对整体性的中国文化的解剖与攻击、倾全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改造,以毕生精力呼唤与追求“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②的到来,这正是鲁迅一生文学活动与文化批判的精髓。就小说创作而言,他不仅不屑于将小说用来泄私愤或攻击个人隐私,也明确反对将他的小说局限于某一地而仅作地域性的理解和阐释。譬如上世纪30年代当有人改编他的《阿Q正传》,而且将故事的地点具体地排定在绍兴,阿Q排定为绍兴人时,他就明确表示过不满,坦白指出自己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这方面的种种“苦心……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并深怀烦恼地抱怨说:“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他甚至还认为《风波》如果改编成戏剧在别处上演,“航船可以化为大车,七斤也可以叫作‘小辫儿’的”③。作为新世纪的鲁迅作品的阅读者和批评者,我们切不可让鲁迅在地底下重复这样的抱怨。
  有了以上的一点界定和说明,我们来重新面对鲁迅那为数不多的几篇侧重表现乡村社会和乡土人物的小说,对于地方风俗、地域风情及地域文化在鲁迅创作和精神世界中所起的作用,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崭新的认识。

                     二

  故乡、童年、母爱、家园,几乎是古今中外一切作家成长的摇篮。环绕着故土和家园的一切山川地理、气候风物、人情风俗、历史兴废、世道更替,都可以说是作家漫长人生旅途中的第一步阶梯、第一道风景线,其后的成长过程中,无论怎样的留学东洋西洋,无论经受怎样的文化冲击,也无论经历怎样的人生坎坷大起大落,那第一步阶梯上所获得的一切,诸如气候的感应、饮食的偏好、语言的习惯、生活的习俗以至对人对事的最初接触和感觉方式……等等,都将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作家,并在他/她对人生社会的感受方式、情感走向及思维方式上打上深深的烙印。就象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所深情回顾的那样,“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我思乡的蛊惑。……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④。
  因此,尽管在作者的主观意愿上也许是不经意的,但我们还是从这些小说中看到了鲁迅对故乡山川、风物、习俗、人情的温情脉脉的展示与描绘。《风波》中那江南水乡居民于夏日黄昏时分在临河土场上泼水铺桌吃晚饭的情景是多么的温馨与动人啊!这是普通劳动者辛苦一天之后难得的享受。“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家庭主妇们“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热蓬蓬冒烟”,于是一家人围着饭桌享受着一顿普通而又实在的晚餐,一边交换着白天从各处所看到和听到的消息。“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孩子飞也似的跑,或者蹲在乌桕树下赌玩石子。……”倘若没有数千里外大都市里“皇帝坐了龙庭”的政治动荡的消息以及地方乡绅借机对航船七斤所进行的恶意威胁,这简直就是中国社会民间日常生活的永恒画面了!
  《社戏》的后半部分又简直是一首江南水乡里少年与春夜的赞美诗,连一向自称对风景并不敏感、小说中也很少大段风景描写的鲁迅也禁不住驰骋起了如下的诗意文字: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
  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⑤
  于是,在这样的美好春夜里推出了春赛的社戏,推出了个个都是凫水好手(除迅哥儿“我”以外)又清新刚健活泼可爱的一伙江南少年。他们看戏,他们划船,他们偷摘阿发家和六一公公家的罗汉豆,他们煮豆当夜宵,人人吃了个尽兴。瞧他们夜中划船的本事:“那航船,就像一条大白鱼背着一群孩子在浪花里蹿,连夜渔的几个老渔父,也停了艇子看着喝采起来”!瞧他们的天真淳朴劲儿:夜深肚子饿了要上岸摘豆,阿发跳上岸摸了一下自家的和别人家菜地里的豆,毫不犹豫地说“偷我们的罢,我们的大得多呢”!读到这儿,谁不为童年的纯真质朴可爱发出无限的赞美与感叹呢?江南的山,江南的水,江南的人,江南的景,这时都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了。
  即使是以描写童年的远逝、成年的隔膜及人世的沧桑为主旨的《故乡》,如果暂时剥离小说作者所着力强调和凸显的痛感百姓愚昧民智不开的批判国民性主题,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读到诸如关于越地百姓的纯朴乡风、其怀旧念旧的温馨人情及艰难生存处境下仍然寻找着意义支撑的质朴信仰方式等丰富内涵。来自滨海乡村的少年闰土那么一个通体活泼清新可爱的形象自不必多说,也是作者所要着意加以渲染和刻划的。然而,就在这幅少年闰土的明丽画面背后,中国民间社会世代相传的传统生产劳动方式、人情交往方式以及民俗生活形态的温馨诱人的魅力已在作者心里和眼前汩汩涌动:从他的取名到他脖子上佩带的“明晃晃的银项圈”,从他与少年的“我”那么易于亲近到别后还那么重视与“我”的友情,再从他那么富有植根于大地与旷野的知识(“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到他在雪地里支匾捕鸟的智慧,更不用说在月夜下的海边瓜地里奋力刺猹的那么一副少年英雄形象了……。再看久别重逢后的成年闰土:少年时期那活泼清新健壮的外形在常年累月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被侵蚀殆尽了,而且为生活所迫也不得不学会了许多在“我”看来是颇为麻烦的“规矩和礼节”,可由那粗糙的外形所包裹着的“乡土的精灵”并没有随着残酷的岁月而完全消失,那由中国民间文化或地方文化所培育和呵护着的做人做事、待人接物及敬天法地的基本原则也并没有被严酷而不公的世道完全摧毁,只是换了个方式仿佛如坚冰下的地泉一般,以稍显扭曲的形式作着艰难而痛苦的挣扎罢了。这在作品中有许多表现。例如,虽然受着如此沉重的“兵、匪、官、绅”的交相侵伐,但闰土还是没有丧失对友情以及其它人间情感与礼俗的敏感,并未失却那么一份待人接物的诚心。阔别数十载的少年好友还乡,他仍然是“实在喜欢的了不得”,虽然家贫如洗,无礼可送,却还是带了点“自家晒的”土仪(干青豆)面赠旧友。这或者就是许多论者在论述其他作家的乡土作品时所乐于称道的中国民间的“人情美”吧?又譬如,作品中还写到,闰土即使承受着如此繁重的人生重压,也仍然未曾泯灭对于天地神灵的敬畏。把各式宗教信仰视为迷信已被中外学界的有识之士证明是一种有害的偏见,用理性与科学完全解释清楚一切天地万物也被证明是一种虽然美好却是遥不可及的梦幻,那么,在万般辛苦而卑微的生存挣扎中谦逊地保持一份对来世或非人间世界的向往与憧憬,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普通弱者的选择。因此,《故乡》里的叙述者及隐含的作者对于闰土在旧主人不用的物品中除了拣择一些生活必需品外还特意选择了香炉和烛台,虽然也曾一度“暗地里笑他”,但随即便感到了一种不无苦涩的理解、尊重以至某种同情性的“敬畏”,甚至感到了地方百姓的“偶象崇拜”与知识分子的“希望”之间的某种同构性:“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⑥……正是在这些地方,我们仿佛隐约看到了后来被沈从文当作自己乡土小说重要主题之一的“普通人生活中的美丽和庄严”,看到了氤氲弥漫在主人公四周的那种地方文化风习的根深叶茂和无处不在。
  因此,如果说鲁迅在尚未系统接受西方文明洗礼的前提下所耳濡目染地接受的地方文化的熏陶是其成年后从事文学文化创造活动的最初依托,是其笔下人物获取生存及感受、思考外部世界的最直接的文化氛围,同时也是鲁迅据以出发向一个更广阔更浩淼的文化世界远航的最初港湾,应该是毫不夸张的。

                    三

   然而,鲁迅之所以成为今天的鲁迅,就在于他绝没有就此而止步。地域文化仅仅是他的出发点而不是终点,是他感受、思考、看取外部世界的出发的港湾而不是他长期地驻足欣赏或搏风击浪、驰骋理想的更广阔的海洋。正因为鲁迅立足的是总体性的传统文化的改造与国民性的批判,也正因为他是站在中西文明比较的最高视点上来审视传统和追求未来,那么,作为传统中国文化组成部分或其中一分支的地方文化就不能不同样成为鲁迅整体性“社会批判与文明批判”的对象之一。对于鲁迅情感、思想和精神活动的这一重要侧面,生活在当今越文化境遇中的人们尤其需要发挥鲁迅一再倡导的敢于直面人生的精神,给予应有的重视、细心的清理与冷静的反思。
  其实,作为文化战士的鲁迅,其人生活动的起点在很大程度上就起因于对某个时代的地方风气的反感、疏离、怀疑与背叛,没有这份骨子里的不驯和叛逆精神,一条富有极大冒险性的独创性的道路就不可能走通。《呐喊·自序》里那段感伤的回忆是鲁迅作品的读者都耳熟能详的——
  ……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⑦
倘若没有“从小康坠入困顿”的那段痛苦压抑的经历,倘若没有因此而产生的对当时地方主流社会所认为的“正路”的怀疑、不屑与反叛,又倘若没有这份远走他乡另寻异路的勇气,周树人大概只能沿袭一条一般破落官僚家庭的老路,从周家台门里走出的将是一位智力不凡的地方绅士或绍兴师爷,而不是后来的新文学奠基人和“民族魂”的鲁迅了。
  我们所面对的这几篇重在表现地方乡村社会的小说,也是处处渗透出一种对制约主人公生存道路与精神发展的地方文化氛围及社会风习的反讽、解剖、审视与批判。《风波》中,被酒船上的士大夫大加赞叹的轻松闲适的农家晚饭场景,很快就被赵七爷的挟嫌报复及围观者的“随风倒”甚至幸灾乐祸的可悲人情世故所压倒;《故乡》中故土家园的萧索了无生气与“兵匪官绅”对弱者的交相欺压早已把当年海滨瓜地里的活泼少年改造成了辛苦麻木、温顺恭敬以至未老先衰的中年农人;《阿Q正传》里那些欺软怕硬的未庄闲人、不问是非对阿Q一概予以排斥的未庄大户人家与小户人家,以及那些张着嘴争着观看阿Q示众的小城看客;还有《离婚》里那些对大户人家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船客及性格虽然强悍泼辣却终究无法挣脱“从一而终”的传统阴影的爱姑……。这些作品中,主人公的性格与命运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总体性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但地域文化和风俗对主人公命运的负面影响和制约也是不容忽视的。譬如说《长明灯》中主人公的“疯”与《祝福》中祥林嫂的“死”,吉光屯和鲁镇的地方风俗、人情冷暖及地方性的民间信念(这些无疑是地方文化的主要构成因子)又怎能脱得了干系?整个吉光屯里的人们,每个人都觉得庙里的据说是梁武帝时代就点起的那盏灯应该一如既往地点下去,唯一主张将它熄灭的人因此被同仇敌忾地目为“疯子”,于是,无论是茶馆里的那些整天无所事事的闲人,还是四爷家客厅里威严的议事者,甚至是不谙世事的小孩,都似乎必将这疯子除掉而后快。那位阴险狡诈的本家的四爷甚至以除去公害为名成功地将疯子仅剩的一间房子据为己有。吉光屯社会这种全体一致排斥异己的地方风气实在让人胆战心寒!至于《祝福》,提起鲁镇那“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隆重热闹的祝福大典,热衷褒扬地方文化者确实可以借此大加申发,但我们却不能忘记作品主人公祥林嫂正是在这样一个热闹祥和的年终大礼前倒毙街头的。对于祥林嫂的死因,学术界已经有过很多很多的探讨和论述,一般都能认同传统社会制度与传统礼教合力将她置于死地的结论,但切不可忘记在她走向死亡的路途中,鲁镇世态人情的凉薄,对于苦人和弱者的排斥和鄙视,对于他人痛苦的麻木和赏鉴,以及嫁过两个丈夫的女人死后将被锯成两爿的民间信念,其实是直接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具体地说,那以卫道为己任的威严无比的鲁四老爷,那位地位相似却对这位穷女人的死亡完全漠不关心的长工,那些连小孩被狼叼食的悲剧都已听厌倦因而不再有任何同情心的鲁镇妇女,还有直接向祥林嫂传播了阴间之恐怖的“善女人”柳妈……等等,都构成了祥林嫂走向死亡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力。
  这正是鲁迅小说的特殊着力处和与众不同处。他特别善于从众人都习以为常的寻常事件中发现“几乎无事的悲剧”,从长期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均已见怪不怪的人情风俗中挖掘弱者不幸者被一步步推向绝境与死亡的多重社会文化原因。前面已说过,鲁迅解剖与攻击的是总体性的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种种弊端,但他的小说又毕竟是以其故乡的山川风物人情风俗为基本背景的,换言之,鲁迅尽管习惯于以“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手法来塑造人物,但他笔下的小说人物(更不用说其中的乡村小说人物)毕竟是以越文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具体发展样态为生存背景的,是以这样一种地方文化为基本生存依托与价值认知依据的,因此,鲁迅在小说中所作的种种解剖与批判既是针对整体性的中国文化(不妨称作“大气候”)的,也同时是针对人物生存其间的地方文化——也即中国文化的具体“小气候”的。
  鲁迅是部百科全书,是个无比深邃的汪洋大海,也是个错综复杂、内部充满矛盾与张力的多面体。对其一生文学与文化活动所涉及的任何一个分支的解读和认知,如果仅只注意到其中的一个方面,都免不了掩盖和遮蔽其中的另一个方面,那样一来就很容易背离原来的出发点,从而与真正的鲁迅精神相距越来越远。对于鲁迅与越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解,我认为也应该作如是观。

 

注 释:
①张荷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吴越文化》第2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②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 
 
③鲁迅:《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45-147页。
④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第229—230页。
⑤鲁迅:《社戏》,《鲁迅全集》第1卷第564页。
⑥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1卷第485页。
⑦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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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迎春梁迎春,网名老狼,大连作家。原创文字至今约六七百万字,散见全国各地报纸、杂志、网刊等,征文多次获奖。连载系列作品:《老狼百病论治》《唐朝大解密》《走近鲁迅》《走进李白》《走进三国》《走进武则天》《中国古代色艺双绝的名妓》《老狼的写代生活》。邮箱:liangyingchun27@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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