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化百科

创建人:梁迎春 | 创建时间:2012-03-22 | 所属分类:文学

鲁迅警醒又深邃的民族思想,在如今的时代有着怎样的意义?鲁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的?老狼将带着您从他的文字背后、生活中、情感上,多方位的进行探讨,走进一个真实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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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与鲁迅的忘年交

2012-05-09 09:47:00 本文行家:梁迎春

鲁迅在1934年8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生活书店招饮于觉林,与保宗同去,同席八人。”这里记述的正是巴金与鲁迅的首次相逢。

1936年10月19日早晨8点,当32岁的青年作家巴金按照事先约定兴冲冲地带着两位好友、青年作家曹禺和靳以来到位于上海四川北路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寓所时,不料鲁迅先生已在两个多小时前溘然长逝了。巴金顿有天塌地陷之感,他陪着鲁迅夫人许广平肃立在床边,悲痛欲绝,涕泪长流。在泪眼朦胧之中,与鲁迅亲密交往两年多的一幕幕往事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鲁迅在1934年8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生活书店招饮于觉林,与保宗同去,同席八人。”这里记述的正是巴金与鲁迅的首次相逢。巴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先到,不久,随着门帘挑动,一个面容和善、身材瘦小且唇髭和眉毛浓黑的长者跨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人。由于长者的形象与巴金先前在照片上所见到的一模一样,故不用介绍,他就确信无疑,此人必是久闻大名、“有笔如刀”的大作家鲁迅。果然,当大家纷纷起身与长者亲切握手时,都尊称他为“鲁迅先生”。在吃饭过程中,鲁迅话语风趣,显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让原本有些拘谨的巴金在不知不觉之间,也感到自己的心和鲁迅贴得更近了。
 

  不久,巴金决定远赴日本留学。10月6日,好友黎烈文、傅东华在南京饭店设宴为他饯行,鲁迅也应邀参加。席间,鲁迅谈笑风生,并特别热心地向巴金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讲了几个中国留学生因语言不通而闹出笑话的故事,他还鼓励巴金到日本后仍要坚持多写文章。
 

  1935年秋,巴金返回国内,就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在工作上屡屡得到鲁迅的鼎力帮助。编辑“文学丛刊”时,巴金曾一度为稿源不足所困扰,获悉此情的鲁迅,即写信向青年作家萧军约稿。在这封信中,鲁迅说:“有一个书店,即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几个写文章的人经营的,他们要出创作集一串,计12本。愿意其中有你的一本,约5万字,可否编好给他们出版,自然是已经发表过的短篇。倘可,希于15日以前,先将书名定好,通知我。他们可以去登广告……我以为这出版社并不坏。”
 

  3个月之后,萧军的短篇小说集《羊》被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而鲁迅所编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复制的大型画册《死魂灵百图》也都交由该出版社出版。在退还《死魂灵百图》校样时,鲁迅致信巴金,就该书的编校技术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校样已看迄,今寄上;其中改动之处还不少,改正后请再给我看一看。里封面恐怕要排过。中间一幅小图,要制锌版;3个大字要刻起来;范围要扩大,和里面图画的大小相称。如果里封面和序文,都是另印,不制橡皮版的,那么,我想最好是等图印好了再弄里封面,因为这时候才知道里面的图到底有多少大。”这对于正从事着编辑出版工作的巴金,无疑是最切实而具体的指导。
 

  信守承诺
 

  1935年9月15日,在“译文丛刊”编委会于南京饭店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巴金和鲁迅再次相见。正计划编“文学丛刊”第一集的巴金恳切地说:“周先生,编一个集子给我吧。”鲁迅想了想就答应下来。
 

  过了两天,鲁迅托一位熟人告知巴金,他要编的这部文集名为《故事新编》,系已经发表过的《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奔月》、《铸剑》和已写出初稿的《出关》等一系列短篇历史小说的合集。巴金知道鲁迅工作很忙,且身体又不好,预计他短期内编不出来,也就没想过要催促他。但不久后在报纸上刊出的“文学丛刊”出版预告中,除内容介绍外,还表示“全书在春节前出齐”。鲁迅看到这则广告后有些着急,为了不影响“丛刊”的整个出版计划,他便加快了写作速度。至年底前,他即赶写出了《理水》、《采薇》、《非攻》和《起死》,尚未及在刊物上发表,就直接编入了书中。巴金得知内情后,深感歉疚。后来他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忆及此事说,其实那只是广告拟写者的一句空话,连他也不曾在意,不料鲁迅却这么认真负责。
 

  1936年初春,巴金又向鲁迅约稿,希望在“文学丛刊”第四集里收入他的一本散文集,鲁迅又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将《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等几篇文章放在一起,开始编写名为《夜记》的散文集子。只因鲁迅大部分时间处于病中,没能亲手完成这一计划。后来收入“文学丛刊”第四集里的《夜记》,则是他逝世之后由许广平接手编成的,这是鲁迅留给巴金最后的纪念。
 

  “笔下留情”
 

  1935年,《文学》杂志5卷6期上发表了周文的短篇小说《山坡上》。因为编辑做了较多的删改,作者提出抗议,遂引发一场争论。被编辑删去的后半部,是描写历经激烈战斗幸存下来的主人公苏醒之后的一大段文字。作者认为如果缺少了这一过程,就不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也失去了作品原有的主题,而且捂着打出来的肠子作战并非不可能,故不应删改。作者为此请鲁迅出面主持公道。没想到鲁迅竟非常认真地就“肠子爆了出来是否还可以打仗”的问题问过军医,尔后劝作者在将来编印单行本时照原稿改过来就是了。
 

  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鲁迅对巴金说:“盘肠大战古已有之,并非新从外国输入,可见过去的编辑比今天的编辑开通。对这一类的编辑,应当要求他们‘笔下留情’。”此事使巴金深深地懂得,任何个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而生活与文学的天地则是无限广阔的。
 

  此后,巴金除不再随意删改别人的文章之外,还尽量虚心地发现别人的优点。每当他看完自己文章的校样和别人文章的校样之后,都很认真负责地在清样上签字,而从不视之为低贱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还曾专门以《笔下留情》为题,撰文谆谆告诫今天的广大编辑工作者应时刻铭记鲁迅先生的这段话。
 

  相互策应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于1936年解散后,某些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另组文艺家协会,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鲁迅认为这一口号有缺点,另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且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对于鲁迅的这种态度,也未加入文艺家协会的巴金和黎烈文给予旗帜鲜明的支持。他们俩各起草了一份宣言,然后由黎带着这两份宣言草稿去向病中的鲁迅征求意见。黎遵照鲁迅的意见当场将两份宣言合并抄写成一份之后,鲁迅在定稿的抄件上签了名。尔后,巴金和黎烈文又把这份宣言复写了几份,以《作家》、《译文》等杂志社的名义分头征集签名,得到了茅盾、曹禺、靳以、曹靖华、鲁彦、萧军、萧红、唐韬、萧乾、胡风、欧阳山和张天翼等77人的响应。
 

  然而,鲁迅的态度却引起某些左翼人士的不满。徐懋庸为此致信鲁迅,在对他进行批评的同时,也攻击了巴金、胡风和黄源等人。信中说巴金是“安那其”,“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并指责鲁迅“与此辈为伍,而不屑与多数人合作”。当时鲁迅正在病中,就请冯雪峰代笔拟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然后经鲁迅过目修改定稿。文中表明了鲁迅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立场,同时也反击了徐对巴金、胡风和黄源等人的攻击。
 

  当巴金被《作家》月刊主编孟十还告知,《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及所附徐致鲁迅的信即将在该刊1卷5期上发表时,他连忙赶到科学印刷所,看了正在排版中的这两封信的原稿。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有一段鲁迅亲自添加的话:“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合的战斗的宣言……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 ……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
 

  读到这里,巴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实在想不出自己何时何地得罪了徐懋庸,以致遭其攻击;他更没有料到交往时间并不太长的鲁迅会为了他而挺身而出、仗义执言。
 

  永远怀念
 

  在鲁迅逝世第二天,也即1936年10月20日,上海《大公报》短评栏发表了一篇题为《悼鲁迅先生》的短文,它名为“哀悼”,实为攻击,说鲁迅先生的笔调“尖酸刻薄”,“给了青年不少的不良影响”;还说鲁迅晚年“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这引起了正陷于无限悲痛之中的巴金的极大愤慨,遂提笔写下《片断的感想》一文给予驳斥。在文中,他认为鲁迅具有强烈的正义感,永远跳动着一颗火热的心,像他那样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中国作家找不出第二个来。伟大的爱和由此滋生出来的伟大的恨使得鲁迅永远年轻,这就是他的全部文章的要义所在。正因为如此,成千上万的人才会被吸引到他的身边来。他是以人民大众的敌人为自己的敌人的,笔调决不是“尖酸刻薄”的,那些犀利的论战文章决不是在“打无谓的笔墨官司”。他还高度评价鲁迅的杂文说:“他的小说固然可以列入不朽的名作之林,但他的杂感也是光芒万丈的。”
 

  当时任上海《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的萧乾看到那篇短评后,一怒之下向报馆老板提出辞职,以示抗议。这一行为得到了巴金的大力支持,他鼓励萧乾说:“辞职了决不会让你饿饭,可以给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屠格涅夫!”为了挽留萧乾,后来《大公报》被迫重新刊登了一篇不署名的悼念鲁迅的文章,由此挽回了一些影响。
 

  1937年夏,文化生活出版社要编辑出版一部800多页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当时已全部校对并出了清样。适逢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淞沪抗战全面爆发,员工们四散躲避战火,致使出版业务陷于停顿。眼看着纪念鲁迅逝世周年的日子即将临近,巴金万分焦虑。他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四处奔走筹措经费,并向承印该书的科学印刷所极力争取:先交200元印刷费,余款待出书后陆续付清,终获同意。10月19日下午,当上海各界人士聚集在浦东同乡会大楼举行纪念会时,巴金恰好带来了10本刚刚印刷好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并将其中一本端正地放在许广平的座案前面。
 

  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巴金总共写下20多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其中常常提及的“永远不能忘记的事情”,还有七八千民众自发前来参加鲁迅先生的葬礼。巴金认为,他从来没有参加过这种真正的民众的葬礼。1983年10月,年届79岁高龄的巴金在腿摔伤尚未痊愈的情况下,为了却自己最后的心愿,他在黄源和女儿、女婿等人的陪同照料下,带着轮椅,艰难地来到鲁迅先生的故乡浙江绍兴。他在三味书屋、百草园前拍了许多照片,在鲁迅纪念馆里沉思良久,最后在留言簿上郑重地写下深藏已久的心里话:“鲁迅先生永远是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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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迎春梁迎春,网名老狼,大连作家。原创文字至今约六七百万字,散见全国各地报纸、杂志、网刊等,征文多次获奖。连载系列作品:《老狼百病论治》《唐朝大解密》《走近鲁迅》《走进李白》《走进三国》《走进武则天》《中国古代色艺双绝的名妓》《老狼的写代生活》。邮箱:liangyingchun27@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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