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化百科

创建人:梁迎春 | 创建时间:2012-03-22 | 所属分类:文学

鲁迅警醒又深邃的民族思想,在如今的时代有着怎样的意义?鲁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内心世界又是怎样的?老狼将带着您从他的文字背后、生活中、情感上,多方位的进行探讨,走进一个真实的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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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何与周作人失和?

2012-07-05 10:11:41 本文行家:徐君红_冬梅

傅斯年时为文科主任兼历史系主任(钟文说“不是文学院长”。傅后来又兼了鲁迅遗下的中文系主任以及语历所所长。但人们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傅是以文学院长又兼两系之主任的),也是在1927年3月间,傅访鲁迅于白云楼,言及顾颉刚将来,鲁迅顿时勃然大怒:“他来,我就走。”(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再经广州“四一五”的“清共”,鲁迅遂于21日辞职,中大校方挽留数次无效。

鲁迅鲁迅

 

 傅斯年时为文科主任兼历史系主任(钟文说“不是文学院长”。傅后来又兼了鲁迅遗下的中文系主任以及语历所所长。但人们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傅是以文学院长又兼两系之主任的),也是在1927年3月间,傅访鲁迅于白云楼,言及顾颉刚将来,鲁迅顿时勃然大怒:“他来,我就走。”(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再经广州“四一五”的“清共”,鲁迅遂于21日辞职,中大校方挽留数次无效。 

  六、与宫崎夫妇的谈话等。增田涉的《我的恩师鲁迅先生》中记载,宫崎龙介(宫崎滔天之弟宫崎弥藏的儿子。增田涉误记为宫崎滔天之子了)和女诗人柳原烨子(笔名柳原白莲)夫妇由内山介绍与鲁迅、郁达夫相识。1931年6月2日,内山在功德林设宴(后来鲁迅以《无题二首》书赠宫崎夫妇),席间鲁迅“不断说中国不好”,女诗人遂问道:“那么,你是抱怨自己出生在中国了。”(增田涉《鲁迅的印象》)鲁迅答:“不,我以为比起其他任何国家来,还是出生在中国好”,说时他眼睛湿润了。增田涉由此“感到这句话里看到了他真正的面貌。”增田涉回忆这段感人的场面,有一个背景交待:宫崎夫妇是国民党政府邀请访华的(柳原是日本皇室的伯爵),而鲁迅正在遭受国民党的迫害,所以他席间屡屡抨击中国的黑暗政治,他给二人的旧体诗内容也是抨击国民党攘权盗国的。增田涉称道鲁迅对黑暗势力的决绝,还说鲁迅的一位“老友”、其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要见他,鲁迅拒绝了,因为他知道对方想不让他继续写那些抨击性的文章。所谓“老友”是谁?而其时的“行政院长”向由蒋介石兼任。这一疑问只好待考了。 

  七、关于鲁迅寄赠《北平笺谱》。鲁迅与郑振铎先后编印有“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前者六册,收彩色水印画笺332幅,乃由郑在北平收集,寄给在上海的鲁迅选定,从五百余幅中删落为三百余幅(内山记为合诗笺四百种,不确),于1933年12月由北平荣宝斋印制,原来预定只印50部分赠友人,后因开印数太少,印家有难色,乃拟印百部,鲁迅以为“总不会没人要”,后来印家决定扩印出版(先后印了二百部),鲁迅闻讯“甚喜”。他给郑振铎信中说:“《北平谱》极希望能够早日出书,可以不必先寄我一部,只望令荣宝斋从速运来,因为这里也有人等着。”鲁迅编是书得二十部。1934年1月22日,郑振铎由北平携来一部给他,2月23日又收到郑寄来的18部。除自存之外,鲁迅后来分别赠送给了蔡元培、山本夫人、内山、坪井、增田涉、台静农、施乐君(也就是斯诺吧)夫妇、佐藤春夫、许寿裳、内山夫人、陈铁耕(鲁迅6月6日致其信中说:“因为这部书印得不多,所以我于邮寄时须小心一点”)、徐诗荃(系购得鲁迅所得再版本四部中的两部)、杨霁云(购得一部)等。内山的回忆《鲁迅先生》中说:鲁迅寄赠该书给国外公藏,有英、法、俄、日各国图书馆,却无德、意两国,因为系“法西斯蒂的国里似乎用不着文化的,所以不给。”郑先生的《访笺杂记》未记分赠事,查《鲁迅日记》,果然分别于1934年3月1日寄赠苏联木刻家协会、5日寄赠纽约及巴黎图书馆(鲁迅3月10日给郑的信中说:“寄法美图书馆的两部,前日寄出,而税关说这不是书籍,是印刷品,每部抽税一元五角,你看可笑不可笑”)、10月8日寄赠日本上野图书馆各一部,只是还多了一个美国。鲁迅1934年1月11日致郑的信中说:“至于我之二十部,实已不能分让,除我自藏及将分寄各国图书馆(除法西之意、德,及自以为绅士之英)者外,都早已约出,且还不够,正在筹划怎样应付也。”2月9日的信中,鲁迅又说:“英国亦可送给,以见并无偏心,至于德意,则且待他们法西结束之后可耳”,但似乎鲁迅后来并未向英国寄出。   

  八、须藤与《死》。鲁迅遗嘱似的文章《死》作于1936年9月5日,距其逝世尚有月余,鲁迅文章中述及此文由来,其诱因为史沫特莱为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所作的序言中说到的“死”,以及鲁迅由此而想到的佛教所说的“轮回”。当时为鲁迅看病的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在《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曾提及他与鲁迅开的一个玩笑:日本古时武士习惯,每年元旦修改自己的遗嘱,这是因为其生死未卜的生存境况之故,须藤以为“像先生这样或者为了主张和主义,会受敌害的危险的身份,对于武士那种习惯,是颇必要的”,鲁迅回答:“对我来说,到那时,平生言论和主张已足够留在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无必要吧。”鲁迅于生死是“随便党”,一生言论和主张光明磊落、决绝执着,谈不到“修改”,但大概也是想到过须藤的“玩笑”和“欧洲人临死时”的“仪式”(人我之“宽恕”),鲁迅遂作反讽般的“遗嘱”之《死》――贵人如“盛宫保”可以有“遗嘱”(这仍然是讥刺邵洵美呢),那么“我也留下一张罢”,于私(身后)之外,七条“遗嘱”末二条可以被视为于公的(也就是“政治遗嘱”),那是出自鲁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经验”,不过这在今天人们眼里倒是有些讨嫌了。 

  九、有这样一幅版画?鲁迅上海故居摆设的几幅木刻版画,如参观者李欧梵先生所述,为“会客室挂画三幅:油画《读呐喊》、剪纸和木刻《太阳照在贫民窟上》;二楼鲁迅的卧室里北墙挂日本友人秋田义画的油画《海婴生后十六日》,镜台上放着三幅木刻:苏联毕珂夫的《拜拜诺娃》、德国两幅――《入浴》和《夏娃与蛇》。”(《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且不说李先生对鲁迅在其卧室内会“放着三张以女人为主题的木刻,其中两幅描绘的还是裸体的女人”的诧异,却说“裸体的女人”是指两幅德国版画,另一幅《拜拜诺娃》我是从赵家璧先生《编辑忆旧》的插页中看到的:一个正在下楼梯的女子,头系帽子、身披长裙、执伞歪头视人,有些风情万种的样子。池田幸子的女友河野樱于鲁迅逝世前曾两次访问过鲁迅,她回忆那幅木刻却是“苏联女共青团员的肖像”,乃“一个穿着红色制服的少女”,似不确。许广平于鲁迅逝世后曾撰文《我怕》,忆及此画,乃是鲁迅于苏联木刻展览会上选购的,后来苏联驻华大使将之托史沫特莱转送给鲁迅,鲁迅很喜欢这幅木刻,遂将之与《夏娃》并置在镜台上,史沫特莱曾问鲁迅何以要选中这幅木刻?鲁迅说:“这一张代表一种新的、以前没有过的女性姿态;同时刻者的刀触,全黑或全白,也是大胆的独创”。我不曾涉猎木刻史,无从知悉先前的“女性姿态”为何种样式,但想来这幅《拜拜诺娃》不似“共青团员”吧,甚至也不似我们稔熟的《钢铁是如何炼成的》中的穿着蓝色水兵衫的冬尼娅,或者我们意识中的共青团员更应是粗犷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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